BOB半岛·(中国)官方网站【周末】大连接(8)

　　在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中，一个很小的初始能量就可以造成连锁反应，这种连锁反应被称为“多米诺效应”。

　　尽管我们在参加投票方面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但“我们为什么要投票？”这一问题依然没有解决。由于投票行为存在多米诺效应，所以安东尼•唐斯、威廉•赖克等人提出的理性投票模型都低估了投票的收益。我们每个人不是只有一票，而是有若干票，因此，非常可能对选举结果产生影响。一个人能影响那么多人这一事实，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有些人的公民义务感如此强烈。与我们熟悉的人建立一个行为规范，就是影响他们参加投票的方法之一。不履行这种义务的人就失去了对拥有同样观点的人施加影响的机会，这将导致对他们喜欢的候选人不利的后果。但由于全体选民的数量巨大，所以这样做对选举结果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对于履行投票义务的人来说，恐怕也无法产生促动他们行动起来的力量。但是，就像亚历克西斯•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大约200年前就指出的那样，公民的投票义务发源于非常小的环境，例如城镇会议，在那样的环境下，改变少数人的参与行为，将产生巨大差别。实际上，我们在第7章将会看到，社会协作的起源甚至更为久远。

　　投票的行为准则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很多人都不跟调查人员说实话。一般情况下，在声称参加选举投票的人当中，大约有20%~30%的人实际上并没有参加投票。在美国，投票是秘密进行的，但是，你是否到现场投上一票却是公开记录的，因此，关于谁投票谁没有投票，我们有完整的官方信息。对于学家来说，投票率虚报问题，也是大学课堂上常见的主题。

　　学课堂上，我跟我的学生们说，如果谁没有参加投票，请举手。一般情况下，不到三分之一的人会举手。但是，这些举手的是诚实的学生，因为根据投票记录，可能有超过半数的学生没有去投票。

　　人们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撒谎呢？一种可能是，他们害怕社会制裁；另一种可能是，他们认为别人已被自己的行为所影响。设想一下，如果你跟每个人都说你要投票，而你却待在家里，那会怎么样。平均而言，尽管你自己没有亲自去投票，你的行为会增加投票率。而且，由于大多数决定去投票的人的思想意识可能跟你相同，你即便不去投票，也能增加你喜欢的候选人的投票差额。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在投票这件事情上撒谎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人们为什么要投票”的最根本原因在于：人们是连接在一起的。恰恰是人们的连接关系让人们的投票行为显得合情合理。

　　投票人作为参与者，他们并不只是受到自己的社会网络的影响。家网络、说客网络、活动家网络和官僚网络对于我们该怎样思考和怎样行动的作用甚至更大一些。实际上，我们希望我们的代理人建立良好的连接关系，这样他们就可以影响别人。家往往也确实想让大家都知道，他们与一些重要人物的关系不错。每一次握手都要细心拍照，很多竞选活动都要把候选人刻画成在跟有钱有势的人交往的形象，这样就相当于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办事能力很强的人。但是，投票人也担心他们的代表与不合适的人有瓜葛。

　　2005年年底的美国国会交易丑闻发生后不久，说客杰克•阿布拉莫夫（Jack Abramoff）被控贿选，并被众多新闻媒体描述为国会山“人脉颇佳”的说客。总统乔治•布什和白宫发言人丹尼斯•哈斯特（Dennis Hastert）、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比尔•弗里斯特（Bill Frist）等其他家，担心别人把自己跟阿布拉莫夫“连接上”，只好退还竞选捐款，并拒绝跟他一起露面。他们甚至断绝了与其他说客的联系，以免受到卷入丑闻的说客和立法者的不利影响。

　　在有些地方，家是不同于投票人的。家知道有人在看着他们，因此，他们有时会虚构自己的社会网络。他们可能会出示一张与总统的合影，但总统可能并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会隐瞒与某个有权势的说客或某个女郎的关系，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承认。他们可能会为了赢得选举而选择朋友（甚至他们的配偶）。换句话说，成功的家往往会根据利益来搭建他们的社会网络。因此，把研究投票人的方法拿过来研究家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想要知道某个投票人的朋友都有谁，我们可以直接去问，他们没必要对我们撒谎。但是，如果我们想要知道某个家的朋友都有谁，那就需要动动脑筋了。

　　尽管议员并不会公开表示他们有哪些朋友和敌人，但还是会留下不少可供我们研究的蛛丝马迹。为了找出家之间的关系，人们想了很多办法。最初的办法是，将在记名投票中总是立场一致的家之间定义为一个连接关系。

　　这个观点的意思是说，如果党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巴拉克•奥巴马在相同的议案上总是投“赞成”票，这就意味着，他们已连接在一起，而且可能是朋友关系。

　　不过，投赞成票也可能意味着，这些议员在哪些法律应该通过的问题上意见一致。克林顿和奥巴马可能都对他们所拥护的卫生保健议案投赞成票，但是，他们仍可能跟对方一句话也不说。因此，记名投票结果主要反映思想意识是否一致，跟是否有良好的私交没什么关系。学家基斯•普尔（Keith Poole）和霍华德•罗斯塔尔（Howard Rosenthal）提出的先进技术表明，通过投票记录可将家划分为自由派和保守派。他们发现，从思想意识上可以将家明显地划分为党人和共和党人，但这并不一定表明他们是朋友关系。如果我们试图通过记名投票来找出参议员和众议员之间的社会关系，我们就会丢失无计其数的跨党的连接关系。我们知道，跨党的连接关系确实存在，比如党人士帕特里克•利奇（Patrick Leahy）和前共和党人士阿伦•斯佩克特（Arlen Specter）就是关系密切的朋友。

　　除了记名投票之外，我们决定再看一下其他活动BOB半岛。当有议案在众议院或参议院上提出时，提出议案的这个人被称为“主办人”。而后，议员们有机会通过签署为共同主办人，来表示对这个议案的支持。

　　主办人要花大量时间寻找共同主办人，可以亲自向其他议员呼吁，也可以发“至同僚”信。这样做不仅增加了该议案通过的机会，也有助于他们赢得选举。他们在会场辩论、公开讨论、至选民的信和竞选活动中，还经常提及他们共同主办过多少议案。例如，曾任参议员的奥巴马在努力说服参议员同僚通过他的政府透明度议案时，声称这个议案已有“超过40个同僚共同主办”。

　　共同主办行为中包含着关于议员之间社会网络的重要信息。在有些情况下，共同主办人实际上要帮助起草法律或促进立法。这是一个清晰的信号：主办人和共同主办人已经在一起商量过，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人们仅会在自己支持的法律上签署为“共同主办人”。尽管主办人和共同主办人之间没有任何私交时，这样的事情也会发生，但更普遍的情况是，议员们根据他们与主办人的私交决定怎么办，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的。与某人的关系越密切，主办人越有可能找他做共同主办人，以便得到他的支持。共同主办人很可能对主办人产生了信任，或者，为了向主办人示好，这两种情况都会让他签署为共同主办人的可能性大增。

　　我们的共同主办关系网络项目，是学方面利用大规模数据进行研究的第一个项目。国会图书馆定期收藏国会议案记录，因此我们能接触到自1973年以来美国参众两院提出的280000项立法，这些议案涉及大约8400万个共同主办关系，利用这些数据可以测算一个议员从其他国会议员那里总共获得多少支持。数据分析方法也有很多种，最简单的一种方法是计算每个议员获得共同主办关系的总数。如果家的影响力大，他们在寻求同僚支持他们议案方面，应该做得更好。

　　有意思的是，恰恰就在我们第一次采用这种客观方法测算影响力时，我们算出来的最有影响力的议员，却不以能力见长，而是的化身。

　　2003-2004年，美国众议院中得到最多支持的议员是兰迪•坎宁安（Randy “Duke” Cunningham），他是来自南加州的议员。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坎宁安卷入了当代国会史上最可耻的贿赂阴谋。坎宁安将他的房产卖给了国防项目承包商米切尔•韦德（Mitchell Wade），后者支付的价钱远超房产的实际价值（韦德很快又将房产卖掉，损失70万美元）。此后不久，韦德就拿到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国防项目合同。坎宁汉还享用着归韦德所有的游艇。《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还说，有承包商为了获得国防项目合同而为他召妓、提供宾馆住宿和豪华汽车。在联邦法院，他被判犯有逃税、阴谋受贿、邮件欺诈、电话欺诈等罪，最终被判入狱100个月，成为美国国会历史上被判刑期最长的议员。

　　数据的另外一个有意思的特征是相互支持程度。如果共同主办关系真的能说明存在私人关系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能看到很多互惠行为——“你为我挠背，我就为你挠背”。我们计算了一个议员与另一个议员共同主办的次数，然后，与这个主办人回报的次数进行比较。毫不意外的是，相互共同主办关系的比例非常高，特别是在参议院的“好老弟”网络中更是如此。这种关系模式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来一致保持不变。

　　由于共同主办关系能代表两个人共事的友好程度，所以我们也可以用它来讨论整个网络的特性。历史数据告诉我们，在过去几年里，美国人在党和共和党之间的极化现象日益突出。如果真的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对于之内的共同主办人/主办人关系来说，跨党的共同主办人/主办人关系将越来越少。

　　设想这样一个网络：党人只跟党人共事，共和党人只跟共和党人共事。用图形表示的话，党人和共和党人将形成两个完全独立的社区或者单元。现在假设，少数党人开始跨越两党之间的鸿沟与共和党人共事，反之亦然。这个网络的模块化程度大大减小，无法明显看出存在界限分明、不愿意一起共事的两个群体。在极端情况下，党人跟共和党人一起共事的次数，与跟党人一起共事的次数基本相当，反之亦然。网络看起来就像一个根本不存在模块的大网络。因此，网络的模块化越严重，极化程度就越高（如图6-1所示）。

　　物理学家马克•纽曼（Mark Newman）提出了一些测量模块性的新算法，并发现在社会网络中明显有社区存在。我们在研究工作中应用其中的一种算法，分析了美国参众两院的极化现象怎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研究结果表明，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极化程度显著增加BOB半岛，但随后就平稳下来。有些人将极化的剧烈演进归咎于美国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和“共和党”。

　　金奇里和共和党议员汤姆•德雷（Tom DeLay）、比尔•弗里斯特于1994年赢得了《与美国有约》（Contract with American）法案的压倒性胜利，改变了过去的资历体系，为共和党新任议员争取了更大的权力，并通过巩固得克萨斯和其他州的共和党地区，继续实现对众议院的控制。

　　但是，网络分析显示，极化开始迅猛发展的时间要比1994年早很多。共和党人可能会将这种变化归因于党派的，但社会网络数据告诉我们，1994年领导权的变化，只不过是体制向极化程度更高方向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

　　尽管美国的极化现象相当严重，但相对于不快乐或超重现象来说，改变起来也不会更难。知识就是力量，知晓网络正在发挥的作用，是解决潜在问题的第一步。如果学家们在1990年和1992年就能通过共同主办关系网络去追踪极化现象，也许，美国公民早就收到关于议员社会网络所发生变化的报警信息了。也许，我们就能努力避免一些残酷的斗争，不至于让接下来10年的局势遭到破坏。至少，我们可以借助于社会网络，把能做的事情做好。例如，如果知道这样做就能避免美国体制发生巨变的线年的党领导层就会更努力寻求与共和党的合作。实际上，这些改变让他们失去了12年的权力。

　　在利用社会连接关系信息测量群体成员的相对重要性方面，社会网络专家学者提出了很多方法。但是，所有方法都没有考虑我们得到的另一类信息：议员间的关系强度。

　　跟我们的直觉相悖，最适合测量社会关系的国会议案是那些得到支持最少的议案。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有很多共同主办人的议案（有时被学家称为“妈妈和苹果派”），往往会得到与主办人没有交情的议员的支持。例如，有99位参议员共同主办了特德•肯尼迪的议案《向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为国捐躯的美国海陆空三军军人致敬》。与此相对照，仅有少数共同主办人的议案却意味着主办人和共同主办人是一起共事的同僚，或者他们彼此很熟悉。

　　例如，2003年，来自弗吉尼亚的议员爱德华•施罗克（EdwardSchrock）是来自密苏里的议员托德•阿金（Todd Akin）主办的一个议案的唯一共同主办人。只要到他们的个人网站上简单看一下，就能发现：施罗克和阿金曾在众议院小企业常设委员会共事过，而且他们都提及了彼此间的合作关系。

　　因此，我们将仅有少数共同主办人的议案上的共同主办人信息，作为判定议员之间连接关系的依据，并画出了支持关系网络图。在对这个网络进行分析时，我们发现“决定思想”这个谚语确实有道理。一起共事过的人，即便来自不同的政党，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更为密切。通常，多数党领袖和少数党领袖之间的关系非常牢靠，比如共和党的比尔•弗里斯特和党的汤姆•达施勒（Tom Daschle）。委员会主席和对方同等地位的人的关系也非常牢靠，比如共和党的鲍勃•奈（Bob Ney）和党的约翰•拉尔森（John Larson）。我们还发现，来自同一州的人或者来自相邻地区的人之间也存在很牢靠的关系，比如，来自南卡莱罗那的议员吉姆•德铭特（Jim DeMint）和来自北卡罗来纳的议员苏•迈里克（Sue Myrick）。但有时，与其他政党的成员关系密切，可能是转党的早期预警信号。

　　2007-2008年，来自宾夕法尼亚的共和党参议员阿伦•斯佩克特（Arlen Specter）跟很多党成员关系密切。在准备数据时，我们以为自己搞错了他的党派属性。但实际上，网络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转党的可能性非常大。2009年年初，他真的这么做了。

　　我们也发现了一些私人关系。例如，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和菲尔•格兰姆（Phil Gramm）并没有共过事，他们也不存在地域相邻关系，而且，在一些重要议案上他们的投票立场也不同。但是，共同主办关系网络告诉我们，2001-2002年间，他们的关系很密切。实际上，麦凯恩主持了格拉姆1996年的总统竞选。此外，麦凯恩还公开谈论他与格拉姆自1982年开始的朋友关系，当时他们都众议院在工作。这些历史记录恰恰能再现我们所要寻找的这个网络。

　　我们还可以利用共同主办关系网络找到某人的仇人。有些议员们也许思想意识一样，但他们之间可能有私仇，也许是因为不成功的交易、性丑闻或者其他一些私人恩怨。

　　党新泽西州参议员弗兰克•劳滕伯格（Frank Lautenberg）和鲍勃•托里切利（Bob Torricelli）长期不和的事情无人不知。在1999年举行的参议院党成员秘密会议上，劳滕伯格把托里切利痛贬了一番。他跟一个记者说，他觉得跟克里斯蒂•怀特曼（Christie Todd Whitman，共和党人的新泽西州州长）的关系，要比跟他的党参议员同僚更密切。托里切利愤怒异常，他站起来咆哮着：“就是一坨臭大粪，我阉了你！”一点也不奇怪的是，托里切利和劳滕伯格几乎从不共同主办对方提出的议案，尽管他们无论在思想意识上还是在地理位置上都比较接近。

　　通过共同主办关系网络，我们就可以看到网络上的这些议员们彼此之间的连接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处于这个网络中心位置的议员，看起来就像是美国家名录，包括汤姆•德雷、鲍勃•多尔（Bob Dole）、杰西•赫尔姆斯（Jesse Helms,）、约翰•克里（John Kerry）和特德•肯尼迪等。不考虑任何其他信息，只利用他们在议案上的共同主办关系信息，这一网络就能告诉我们哪些人最有影响力，哪些人更有可能竞选更高的职位。我们计算出的最新20强包括希拉里•克林顿、罗恩•保罗（Ron Paul）、汤姆•坦克雷多（Tom Tancredo）和丹尼斯•库齐尼奇（Dennis Kucinich）。当我们将关注点放在全部数据上面时，得分最高的议员是约翰•麦凯恩，他获得200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我们按照实名进行排序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判定哪只猫最肥。我们搭建这个网络并仔细观察谁处在网络的中心，是想进一步证实我们提出的“网络结构最重要”这一观点。从表面上看，人们很容易就能在网络上找到政党领袖、委员会主席及其他一些建立了良好连接关系的人。如果议员因为与其他重要的议员建立了很好的连接关系或很广的人脉，所以能够从共同主办关系网络上获得支持，那么，他们就应该能对自己所在议院制定的政策造成重要影响。实际上，情况也确实如此。在众议院，处于共同主办关系网络中心的议员通过修正案的数量是处于外围议员的3倍。在参议院差别更加明显，拥有丰富连接关系的议员通过修正案的数量是仅有少数连接关系议员的7倍。

　　当议案走立法程序时，与其他议员建立良好的连接关系，将对议案能否通过产生重大影响。但是，这并不是说所有这些议案都会按预定的设想通过。众议员和参议员会根据自己的意愿增加若干修正。但不管怎么说，总比议案没有通过更有意义。连通性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议员最终的投票结果呢？如果连接关系良好的议员的影响力确实更大，他们就能够为自己主办的议案争取更多的票数。不然的话，建立良好连接关系又有什么意义呢？

　　当我们分析社会网络对记名投票的影响时，我们发现相对于平均票数而言，连接关系良好的众议员能多得10票以上（总共有435名众议员）BOB半岛·(中国)官方网站【周末】大连接(8)，连接关系良好的参议员能多得16票以上（总共有100名参议员）。这样看来，影响似乎不是很大。但是，考虑到很多记名投票的赞成票数和反对票数都很接近，多出来的这些票数就非常有意义了。将某个议案主办人的连通性从平均值改善至非常高，众议院投票的通过率将提高16%，参议员投票的通过率将提高20%。换句话说，如果议案是由处于网络中心的某个人提出来的，能通过；如果议案是由处于网络外围的某个人提出来的，不能通过。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是连通性使然。

　　除了投票人和家，说客和社会活动家也生活在社会网络上，并深受网络的影响。众所周知，说客总是跟拥有相同政策偏好的议员在一起，我们特别想知道说客究竟怎样履行自己的使命。不管怎么说，哈利伯顿（Haliburton）的说客丝毫不会改变迪克•切尼（Dick Cheney）的观点，就像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的人不会改变阿尔•戈尔（Al Gore）的观点一样。这就像对唱诗班布道。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说客的使命就是感化他人，但实际上，他们将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同类相聚”上，正所谓：物以类聚，鸟以群分。

　　学家丹•卡彭特（Dan Carpenter）、凯文•埃斯特林（KevinEsterling）和大卫•拉泽（David Lazer）细心研究了能源、卫生保健方面说客的社会网络，并发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尽管说客通常与政府中有相同思想意识并且地位也差不多的人建立了强连接关系，但是，他们的成功离不开网络整体的影响。例如，由第三方介绍而认识的说客更可能相互沟通。而且，如果说客与某个已跟政府里的关键人物搭上关系的人建立了连接关系，那么，说客更应该能跟这些关键人物搭上关系。因此，他们拥有的与政府里的人已经搭上了关系的朋友的数量越多越好。这就是说，最成功的说客，是那些拥有最多弱连接关系的人，即：朋友的朋友最多，而且朋友的朋友都在权力机关供职。强连接关系的作用当然很大，但是，弱连接关系的作用更大，因为，它们大大增加了潜在连接关系的总数。实际上，卡彭特和他的同事们发现，对于一个说客能否跟某个政府里的人搭上关系来说，强连接关系的数量几乎没有帮助。由于每个新的弱连接都能导致更多的弱连接，所以这会启动一个“富者更富”的动态过程，造就很多像杰克•阿布拉莫夫这样的新星。

　　尽管说客牢固地镶嵌在体制中，但社会活动家的情况并不总是如此。艾比•霍夫曼是“芝加哥七君子”成员，也是20世纪60年代被社会活动家群体称为“青年国际党”（“雅皮士”）的共同创始人。霍夫曼鼓动他的追随者们开展反体制斗争，并告诉他们如何种植大麻、偷信用卡和制造炸弹。

　　美国社会运动通常可按体制内变革和体制外变革明确地划分为两类。学家迈克尔•希尼（Michael Heaney）和法比奥•罗哈斯（Fabio Rojas）很想知道为什么有些运动在体制内进行，而另外一些运动却在体制外进行？毫不意外，他们发现是社会网络发挥着关键作用。

　　2004-2005年，反伊拉克战争运动蓬勃发展，希尼和罗哈斯收集了若干事件中2529位社会活动家的信息，包括：

　　● 2005年3月19日为纪念伊拉克战争两周年而在纽约、华盛顿、北卡费耶特维尔、印第安纳波利斯、芝加哥、圣地亚哥、旧金山等地举行的反战集会；

　　每位社会活动家都提供了自己的原因，并说出了是哪些组织跟他们联系并邀请他们参加集会的。研究人员画出了描述整个互动网络的最完整的网络图，并据此得出两个重要结论。

　　第一，不论社会活动家承认与否，不同党派的态度对他们的行为有重大影响，因为他们愿意与那些党派性质相同的组织联合在一起。“街道党”可能会认为自己跟那些负责政府运转的正规党派几乎没有什么连接关系，但结果却把全部拥有相同党派思想意识的人都吸引了过来。

　　第二，毫不意外的是，处于群体网络上靠近中心位置的社会活动家更有可能致力于在体制内解决问题，他们会放弃继续对抗而接受公共机构的灵活处理，如游说等。因此，将自己看做党的人可能会加入俱乐部，但是他们不太可能加入缺乏有效组织的群体，比如雅皮士，而这些群体虽然采用的方法不同，但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

　　我们研究投票模型的成果一发布，很多互联网上的社会活动家就对投票也能传染这一观点产生了强烈兴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网站快就与我们联系，想把我们的研究成果放在他们的电子书里，以改善动员投票的效果。他们认为，志愿者一旦知道“拉来一张选票就会收到更多的选票”，就会对目标和效果有更明确的认识，这将引发更多的人支持他们的竞选工作。网站的一个在线群体也开始利用我们的研究成果BOB半岛，鼓动人们发展在线社会网络，达到让更多人参加投票的目的。

　　但是，这些努力不过是冰山一角。奥巴马竞选团队在竞选过程中对互联网和移动技术的应用，才显示出了在线社会网络的真正威力。

　　奥巴马竞选团队利用YouTube等社交媒体发布免费广告。互联网用户观看正式竞选的在线广告时长，达到了令人震惊的1450万小时！如果是做同样时长的电视广告，大约要花费4700万美元的广告费。他们还通过YouTube反击负面新闻。当奥巴马的前牧师耶利米•赖特（Jeremiah Wright）在他“上帝诅咒美国”的布道中散布一些对奥巴马不利的言论时，传统媒体对这种负面新闻很有兴趣，会连续报道很多天。但与此同时，支持者们建立了与奥巴马关于种族演讲的链接，这样人们就不会相信奥巴马跟赖特有相同的观点了。仅在初选期间，就有670万人在YouTube上观看了奥巴马的37分钟演讲。

　　其他候选人也试图在网上把他们的支持者组织起来，但鲜有成功。皮尤研究中心发表报告称，相对于克林顿，奥巴马的支持者更有可能通过互联网观看竞选演讲和竞选通告、竞选广告、与候选人对话、电视辩论等。他们也更有可能在线捐款。

　　奥斯卡•莫拉莱斯是一位33岁的工程师，生活在哥伦比亚加勒比海海滨城市巴兰基亚。2008年1月，奥斯卡•莫拉莱斯利用自己的社会网络动员了数百万人。他跟五个朋友在社交网站Facebook上建立了一个社群，军事组织“哥伦比亚武装力量”扣留人质。莫拉莱斯的社群名为“不要”，在一个月内就发展了272578个网上会员。他们在互联网上到处传播参加实际的邀请，越演越烈的邀请活动持续了几周时间。到了2008年2月4日，世界各地的数百万人上街，绑架和扣留人质。在哥伦比亚，总共有480万人参加了约400个活动，参加活动还有邻国委内瑞拉和更远的瑞典、西班牙、墨西哥、阿根廷、法国和美国等国的许许多多的人。

　　哥伦比亚的彰显了在线社会网络的威力：它对输入其中的任何东西都有放大作用。一个人可以引发数百万人参与的竞选活动。不过，在奥巴马参加竞选和Facebook诞生的若干年前，就有在线激进主义的身影在活动。在互联网发展初期，格伦•巴里（Glen Barry）等人就开始利用这项新技术撰写网上日志，并推动问题解决。巴里的《盖亚森林保护集萃》是一个在线日记，评论的内容主要是与环境有关的时事，他早在1993年就敦促政府保护森林（现在网上还能找到这些内容）。此后不久，许许多多的人都通过网上日志或者博客推动各种问题的解决。博客圈（Blogos-phere）就此诞生。

　　由于信息很容易在互联网上传播，所以有些人认为博客圈将让人们在上更加团结。他们天真地以为，人们会以理想的杰斐逊交流形式纵论天下事。但是，密歇根大学的物理学家拉达•阿达梅克（Lada Adamic）已经为信息交流情况绘制了网络图，结果显示根本没有发生预想的改变。在彩图Ⅵ中，我们复制了他在2004年选举时绘制的左派和博主网络图，一些博客建在Daily Kos、Andrew Sullivan、Instapundit和 RealClearPolitics等知名网站。保守派的博客和链接为红色，自由派的博客和链接为蓝色。

　　我们一眼就能看出：自由派和保守派泾渭分明。如果我们希望这两个群体的人能借助互联网相互交流的话，博客社会网络告诉我们，这种希望是不切实际的。就像拉扎斯菲尔德、贝雷尔森以及后来的哈克菲德和斯普拉格所研究的现实世界的社会网络一样，在线社会网络明显也存在着“同类相聚”和极化现象。这就告诉我们，信息主要用于强化现存的观点，而不是为了不同观点的交流。

　　阿达梅克通过计算机程序发现网络上存在着“社区”（与我们在进行共同主办关系研究时所应用的纽曼模块性程序类似）。我们将一群博客定义为社区，这些博客彼此间的连接关系比与网络上其他博客的连接关系更为密切。她发现，相对于自由派的博主来说，保守派博主在他们“社区”内的彼此连接关系更密切一些。这就是说，比左派的强化作用更大。尽管自由派的人关注对立观点的时候更多一些，但如此明显的派别表明，自由派的人跟保守派的人一样，也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

　　在上述案例中，支持政府和反对政府的两派之间可能缺乏沟通，但不管怎么说还是允许反对党存在。哈佛大学法学院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中心（Berkman Center for Internet and Society）的研究人员将阿达梅克的研究工作延伸到其他国家，以探究那里的博客圈是否也遵循同样的模式。第一个被选中的国家是伊朗。研究人员从近10万个波斯语博客中收集日常信息达七个月之久。作为“互联网与”项目的一部分，约翰•凯莉（John Kelly）和布鲁斯•艾特林（Bruce Etling）最感兴趣的是，博客圈是否会在言论自由方面对个人产生影响，或是对伊朗政府体制自由化的前景产生全面影响。考虑到伊朗的压迫性环境，他们估计那里的话语一定是严格控制和压迫性的。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他们发现那里的博客社会网络，跟自由世界的博客社会网络没有多大差别。

　　彩图Ⅶ所示的是一幅伊朗博客圈网络图。由于连接关系太多，我们把连接线去掉了，以便更容易看出其中的奥秘。与前面指出的一样，较大的节点代表很重要的博客（以与该博客建立连接的数量衡量），但与彩图Ⅵ（仅以为主题的美国博客圈网络图）相比，这里既有主题的社区，也有非主题的社区。凯莉这样写道：

　　伊朗博主包括真主党成员、德黑兰的青少年、洛杉矶的退休人员、库姆的宗教学生、已离开伊朗数年之久的的记者、30年前离开的人员、伊朗议会的现任议员、改革派家、众多的诗人等，最有名的当属伊朗总统。

　　按照博客内容，伊朗博客圈基本上可清楚地划分为四个社区，其中的两个社区与和公共事务毫无关系：一个社区以诗歌和波斯文学为主题，另一个社区则是特殊爱好和大众主题无所不包的大杂烩。但另两个社区是有关的。

　　● 第一个群体由两个相互重叠的社区构成：由国内者构成的改革主义者社区，及由著名的者和记者所组成的非宗教的侨民社区，这些人都已移居国外。他们的讨论热点涉及妇女权力、犯和时事，包括药物滥用、环境恶化等伊朗问题。这类讨论很多都是对政府的批评，有点让人感到惊讶的是，绝大多数博主都使用真名，而不用假名。

　　● 第二个群体由保守人士和宗教青年构成，他们的博客都是支持伊朗和政府的伊斯兰哲学的。在这个群体内一个最著名的社区是“十二伊玛目派”，他们相信穆罕默德•阿里•哈桑（十二世伊玛目）将在终审复活日来临之前以救世主的身份重现，创造一个完美的社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都是“好好先生”。实际上，这个群体中的很多保守派人士都抨击政府太或太手软了。

　　有意思的是，两位伊朗总统的博客也广受关注。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是保守群体的一员，他的前任哈塔米总统则是改革主义者群体的成员，两个博客都居于博客圈靠近中心的位置，因为众多的社区都引用他们的博客。他们跟很多社区都建立了连接关系，起着“弱连接”桥梁的作用，让不同的社区之间建立联系，他们所起的作用就像美国的成功说客和家一样。

　　实际上，伊朗博客圈跟美国的博客圈颇有几分相像，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管理严格的体制怎么能允许如此广泛的话语呢？即便是表面上的也罢。伊朗政府不会对某些网站进行封锁，但是，还是有不到20%的改革主义者博客受到了影响，而保守派的博客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即便是那些批评严厉的博客也是如此。

　　这说明政府要么不能关闭话语权，要么不想关闭话语权。考虑到已有关闭传统媒体资源（例如反对派报纸）和监禁媒体运作人（更糟的结果）的先例，很难相信这种体制没有这样的意图。但是如果这样做，那么，重建社会网络及因此而导致信息流向在线环境，也许会妨碍政府干预这些网络、控制信息和防止上的反对派形成自组织的能力。事情的确如此。2009年6月，当国民用推特微博服务通过在线网络连接关系传播信息并对疑似选举操纵表示时，媒体报告说伊朗正在发生“推特”（twitter revolution）。但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伊朗博客圈是否会对那里的政府在自由化方面产生影响。

　　技术进步会改变我们在社会网络上的生活方式，并对我们的自我控制方式产生深远影响。我们已经知道现实世界的社会网络可以用来传播信息；对于连接关系良好的人来说，社会网络还可以提高他们实现目标的能力。

　　在后面两章里，我们将仔细探讨我们渴望连接的天性和根源，以及技术会如何改变我们连接他人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全新的世界里。我们的社会网络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阔而迅捷，我们可以通过文本、电子邮件、twitter、Facebook和MySpace等随时随地跟我们认识，甚至不认识的人交流。

　　在这样一个新的世界里，我们一定能够得到一幅自己身居其中的社会网络鸟瞰图，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能清醒认识与他人连接的重要性。而且，毫无疑问，这些社会网络已走进互联网。我们在社会网络上已经度过了漫长的岁月。能有这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祖先功不可没。我们已离不开网络。在思考向哪里走之前，我们最好先停下来仔细想想我们以前一直身居何处。